战争年代，中共的隐蔽战线有一条有名的政策，就是“藏精蓄锐、长期埋伏、蓄力待机”。
“十六字”方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从无知、盲动到成熟，以及在建立新中国过程中作出不可磨灭、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的过程，经过党中央斗争环境的变数、形势的扭转，
由于时代制适当的多次指示的逐步发展而形成的根本方针政策，对掩盖中国共产党的战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从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开始，以蒋介石为首，各地军阀群起而应对的反革命政变，使当时大部分公开的共产党遭到血腥屠杀，血流成河，开始唤醒中共领导层。 只有发展自己的力量才是硬道理。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武汉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方式从公开、半公开逐步转为地下秘密状态。
瞿秋白主持起草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特别是秘密党的必要条件”，秘密状态下党的工作的基本条件是“极其严格的秘密法则”。
此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人的秘密工作委员会，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等秘密工作文件，成为我们党最初的秘密工作文献之一。
瞿秋白烈士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接着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党的工作成果最必要的条件之一”是“严格整顿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1928年，在苏联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指出，“在白色恐怖的厉行下”党“只能存在极端的秘密”，要求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和设立秘密机关等。
1928年10月1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工作计划大纲》再次指出，党中央应将“秘密党的条件”作为“一切工作”的原则之一。
要求保守党的这些关于秘密的规定，帮助了党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生存的力量。
但翻开沉重的党史，阅读文献资料，实际上，当时对于全国性的白区工作，中共仍然“没有在政治上重点提出，把党确定的转变作为秘密党”。
而“一个公开党成为秘密党是最大、最棘手、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中共有组织上“严重削弱”，“几十万党员牺牲，数万人被国民党囚禁”。
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特别是在北平、天津等地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北方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大多遭到破坏，损失惨重。
1931年4月8日，原中央委员、顺直省党委书记韩联会的逮捕叛乱首次重创河北省委，省党委书记徐兰芝、组织部长陈原道、秘书长刘亚雄、宣传部王通、刘宁一等13人被逮捕。
由于徐兰芝的叛乱，6月26日，河北省委遭到了第二次大破坏。
殷鉴和胡锡奎、薄一波、廖画平、郭亚光、赖德等20多名领导干部被抓，廖画平、郭亚光、赖德叛变投敌，10月12日，河北临时省委开除徐兰芝、廖画平、郭亚光、赖德等16名叛徒党籍
11月12日，由于叛徒胡敬民的背叛，河北省委第三次遭到破坏，省委代理书记马辉之、省委委员兼团省委书记王德等人被逮捕。
直隶老照片
堡垒往往是内部攻破的，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盲动和白区工作纪律不能严格执行，再加上叛徒层出不穷，顾顺章、向忠发、鲁福坦、李竹生、秦曼云和盛忠良等原本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连续反叛
中国共产党在白色区域的隐蔽组织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白区的业务因“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而蒙受巨大损失，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中央机关也必须全部搬到中央苏区，隐蔽组织已经惨淡经营，幸存的党员已经无力回天乏术，“
根据这些情况，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央总结了白区斗争的经验。
许多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相近的看法。
劉少奇
1937年4月，刘少奇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党在白区的工作要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机会工作，使党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
为了进一步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实现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张闻天、刘少奇、彭真等都做了重要报告。
白区代表会议闭幕后，毛泽东接见上海等地代表，并在讲话中强调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藏精蓄锐，做长远打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稳中有进，逐步提高。
他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地下工作要有长远打算，善于积蓄力量。 学好群众工作，必须有真正的群众参加群众运动； 开展群众工作，不能计较群众人数，而要稳扎稳打，逐步提高； 要隐藏优秀的头脑，保存实力。
就在“七七事变”前几天，在上海的周恩来与刘晓、潘汉年的谈话，也阐述了不能放弃群众工作、不躲躲藏藏的原则，指出要注意保存和积累革命力量。
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不能因为一时的胜利而忽视积蓄的力量。
要从长远看，不能只看暂时现象。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国共开始的第二轮合作，进一步提出了中共总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十六字”方针愿在不断完善发展中叫好。
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藏力量，为将来的决战做准备。
1939年5月26日，党中央在《关于在国统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中要求白区党的干部坚决采用“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
同年10月7日，中央书记处给东南局和江苏省发专电，强调地处敌占区的上海党的基本方向要长期艰苦奋斗、积蓄力量，所以党的组织不能精而不求多，不能大量发展。
到了十二月，毛泽东又对全党说：“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城市和反动的黑暗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隐而精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剧，国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日本侵略者更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为攻击的主要对象，加强对各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不断蚕食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
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投降派的动摇、倒退、投降和分裂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
在沦陷区成立了伪“中央政府”；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在继续抗日的同时，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对中共干部则采取了绑架，暗杀等卑劣手段，如1938年，
在西安暗杀了中共高级干部宣侠父；国民党军中的顽固派则秉承蒋介石反共的旨意，不断策划反共行动，制造军事摩擦，直至掀起反共高潮。
中共在国统区内的环境似乎又回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坚持中共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工作，使中共的精干力量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中共中央总结长期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强调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与“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两个月后，即1940年6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报告提纲《目前形势与我党政策》 中又说：党在国统区执行隐蔽政策，精干政策。
几个月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 ，再次指出：“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这一指示对中共在国统区工作方针作了完整的概括。
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合影
“隐蔽精干”政策是中共多年与敌斗争经验中，在国统区的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但绝不是龟缩起来，它与中共隐蔽战线中“三勤”“三化”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在合作中赤裸裸地对中共举起了屠刀，时周恩来提出：坚持以隐蔽为主，但在隐蔽中要做到“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同时，批评了消极的隐蔽埋伏思想和不讲策略、不讲方法的斗争。
“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是大后方中共组织巩固与发展的一个重大策略，不仅在抗战期间，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敌区。
因此，敌区中共各级组织纷纷把贯彻“隐蔽精干”政策作为组织工作和隐蔽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积极传达与贯彻。
1941年2月25日，北方局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指出，“还有同志不了解中央关于敌占区工作所采取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总方针”，
要求“必须正确了解与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敌占区工作总方针”。
继而在3月15日，中共北方局又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 ，要求敌占区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总方针，要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精干地发展组织，对敌伪军及伪政权，
应采取长期争取与埋头苦干的方针，对两面汉奸，也尽力争取之。
对广大群众则耐心团结教育，以便积蓄和准备反攻力量。
在工作方式上，应注意秘密与隐蔽，力求职业化与群众化，争取合法与公开存在，设法深入敌伪组织和群众中去活动。
1941年4月15日至5月22日，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研究中共南方的组织工作之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中央确定的组织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很正确的，但这种政治路线是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才能完成。
”他提出“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组织方针“还在发展中”，“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检讨”。
5月12日， 《陕西省委关于目前进行支部工作的指示》 指出：“在目前国内外时局紧张变化，日寇有侵入陕西可能及陕西国民党区域反共特务活动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党的组织任务是采取一切办法避免国民党一网打尽的恶毒阴谋，
保持党的组织存在。
”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严格遵守“支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目前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隐蔽精干、多交朋友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进行支部各方面的具体转变工作”这一组织政策。
8月24日，关于晋西南工作方针，中央书记处指示：党在晋西南阎的统治地区内的组织的基本方针，“应该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组织要短小精干，重质不重量”。
12月23日，山东分局对胶东城市工作作出指示，要求胶东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派绝对可靠的同志去检查整理，把庞杂松弛的组织给以改造缩小，把异己投机或有问题的分子给以洗刷，以便其合于隐蔽精干的政策。
注意要把精干的、成分好的、能隐蔽的同志作为城工的基本组织，其余的即可做敌伪工作，等等。
至此，“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政策作为中共在敌区的工作要求，方针政策正式确立了起来。
而后，根据中共“隐蔽精干”政策，沦陷区、国统区的各级中共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建设。
这些措施对防止敌人破坏，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沦陷区、国统区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祁文山老前辈
新中国成立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隐蔽精干”政策对大多数隐蔽战线的斗士们已经不适用，但是，还是有那么些甘愿为保卫新生政权继续“潜伏”的英雄们，如傅作义原来的秘书阎又文老前辈，山西的刘太保老前辈，
河南的祁文山老前辈等等。
还有不少至今仍默默无名的“隐蔽精干”群体中的前辈，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平，建设埋首一生。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中共地下斗争和隐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浓缩了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正反典型事例、历史人物、回顾中共百多年来的坎坷而伟大的历程及辉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