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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似乎还有些不屑。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制度或思想，还要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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